（十六）严肃整改问责。
美欧日不仅十分重视TPP与TTIP高标准贸易秩序的谈判，同时也十分重视双边谈判，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金砖峰会等区域治理新平台寻求更深层次的合作。当前中国经济总量仅仅位居全球第二，科技、军事等综合国力仍然与强国有较大差距，在此情况下，大肆宣扬中国在全球战略布局乃至话语权的争夺可能有些操之过急，相关事项必须进行客观审慎分析，更加理性地思考推进。
这种观点忽视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外汇储备并非中国政府的净资产，巨额外汇储备是由央行发行近30万亿人民币购买的，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资产，而由此投放的巨额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另一方面，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是中国大国成长的客观诉求，但国际经济秩序调整极为复杂，归根到底是世界大国综合实力的较量和博弈，中国应秉承长期的心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相比其他国家，中国重视对外合作还有另一层缘由，即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体量逆市上升，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量跃居全球首位，中国与外部深度融合，中国威胁论等持续升温，外部经济体波动或者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都可能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中国必须加快对外谈判以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当前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战略取向，虽然也有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等推动国际金融规则调整含义，但当前美元、日元、欧元、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据了95%左右的份额，人民币仍然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总裁均由美欧发达大国掌控，发达国家在这些国际机构中拥有重大事项的否决权，中国虽然在这些机构中的份额在提升，但仍然难以主导这些机构的运行。
尽管中国加入WTO以后逐步形成了全球的规则意识，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并不丰富，对相关规则的理解有待深化。海外投资是大国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客观诉求，也是一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毫无疑问，对于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或者如R·所说思想市场的建立，是改革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
体制边缘的种种改革，为突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显然，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的修补改良并没有消除其体制痼疾，没有改变信息低效率和激励扭曲的状态，却想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力压制和管控,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愈陷愈深，甚至使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田国强教授受业于机制设计理论之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L·赫维茨（Leonid Hurwicz），对现代经济学尤其是激励机制设计有着精深的理解。第三，它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存在大量行政垄断和缺乏竞争的市场。
其内在合理性在于允许下层主体进行创新性探索，中央政府也在不完全否定原有体制的条件下做出一些变通性的安排，使改革试验得以进行。第四，这个市场是有序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规则（法治）基础之上的。
（本文是先生为田国强教授《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一书所作序言） 来源：第一财经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这也正是田国强教授及其助手和学生博士合著的这部《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一书所深入讨论的。一篇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把一缕探索真理的阳光照射到过去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不允许有丝毫质疑的旧思想路线上，使许多人从蒙昧和迷信中解脱出来。理论界在改革方案的确定和执行上，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它是一个对一切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把市场主体分为三六九等，不能获得平等对待的市场。然而，晚清政权和民国政府的种种尝试并没有建立起长远发展的制度框架，内外战争更是将20世纪30年代得来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摧残殆尽。这些试验和探索的基本目标就是改变国家的积弱状态，实现民族复兴。于是，本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是强化各级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掌控，向国家资本主义倒退，以致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还是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的大争论。
其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每一个阶段，应当选择一些最为重要和关联性最强的改革项目率先进行改革，使发展和改革尽早进入良性循环，保证市场体系建设由低到高地向前推进。
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曲折起伏，中国在1992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且从1994年展开了以财政、银行、外汇等体制为重心的全面改革。因此，对于其间每一个阶段的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需要做认真的研究。
另一方面，又不能够四面出击，面面俱到，分散地使用力量。中国开始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全会指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在本书中，他把自己的学术专长运用到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对改革的方法论也多有论述，比如他提出中国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采取明道、树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方法。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了诸多的试验和探索正当国内朝野人士积极探索体制改革目标，急需理论支持的时候，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教授和另一位卸任会长博士组织学会同人编写了国内第一部《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对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中国在1956年提出、1958年实施的改革，就是要在计划经济基本体制不变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希望以此给经济注入活力。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体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是有限的，需要确立更加明确的体制改革目标，进行更加全面和系统的新体制建设。
不过在当时，中国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几十年的加速发展所知甚少，社会科学界与国际主流也隔绝多年，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晰。第三，它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存在大量行政垄断和缺乏竞争的市场。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订了总体方案。在公私兼顾、劳资两补、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年中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这样，我们在今年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用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明确响亮的回答。在本书中，他把自己的学术专长运用到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对改革的方法论也多有论述，比如他提出中国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采取明道、树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方法。毫无疑问，对于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或者如R·所说思想市场的建立，是改革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
匆忙建立起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激发起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造成了已故毛泽东主席也承认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农村包干到户的推行是如此，对民营工商企业限制的逐步放开也是如此。
第二，它是一个对一切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把市场主体分为三六九等，不能获得平等对待的市场。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另一方面，又不能够四面出击，面面俱到，分散地使用力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也同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类似，试图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做出一些调整。
其内在合理性在于允许下层主体进行创新性探索，中央政府也在不完全否定原有体制的条件下做出一些变通性的安排，使改革试验得以进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2020年前完成的改革多达336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中国引入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时期。所有以上这些改革，都是要在全社会的参与下谋定而后动的。
这样，虽然三中全会《公报》对如何具体改革着墨不多，但在实际上吹响了中国改革的号角。改革，从来都是在不同理念、思想、方案之间的碰撞、砥砺和互补中前行的。
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有五个特点：第一，它是一个统一市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由于条块分割而变成碎片化的市场。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改革真正的思想起点。
第五，它拥有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各类要素市场。体制边缘的种种改革，为突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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